舉證責任是所有法庭訴訟活動的關鍵，在刑事訴訟當中，國家有義務證明被告的犯罪事實存在，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檢察官，必須負擔舉證責任，用證據來說服法官被告的確有犯罪。因為刑罰的嚴重性，有罪判決的心證門檻必須達到「無合理懷疑」的程度（Beyond Reasonable Doubt），極度嚴格，簡單來講，哪怕證據有一點點不足，也必須「寧可錯放一百，不可錯殺一人」。
我們要分享一篇最高法院的判決（節錄）。首先要說明的是，大多數犯罪事件在現實上不可能像電視影集CSI或卡通柯南演的一樣，證據俯拾皆是；即便近年很夯的DNA鑑定，也不是每一種犯罪或環境條件都會留下DNA，縱使採集到，也不可避免若干技術問題。何況有些犯罪先天性質上就屬於隱密型犯罪，除了被告認罪，或在場的被害人、證人的證詞外，通常不容易有其他客觀跡證。
因此，我們完全了解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同仁在第一線辦案的難處。
但是，舉證責任既然是刑事司法制度賦予檢察官的神聖使命，法官原則上不再主動調查對被告不利的證據，我們期盼在兼顧社會正義和被告人權之下，實務界能一起尋求更妥適而且可行的證據建構體系，建立通案的操作標準，消弭法官與檢察官長久以來對於舉證責任的歧見，更贏回國民對司法的信賴。這項工程的重要性，絕對不亞於高位階的司法改革。當然我們也明白難度很高。
這篇判決點出的「以情況證據鞏固供述證據」，實務上在性侵害案件當中已經獲得相當的運用。我們雖然不全盤接受這篇判決的論點，也不針對個案評論，但我們以為，這篇判決或能作為一個對話的起點。
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自九十二年大幅修正後，迄今已歷經十餘年，理論上，人民對於法院的信賴程度，應當提升；然而，實際上，依最近民意調查結果，竟然相反。原因可能多端，而先前的司法改革，主要由司法院主事，故祇能在其主管事情範圍內著力；衡諸刑事司法實務運作情形，法院不過是司法工程的下游，位於上游的司法警察、中游的檢察機關，卻都屬行政院轄下，律師業者，則以市場機制作擋箭牌，司法院縱然有心，實在無力。具體而言，司法警察若不能改變其舊有的辦案心態，在蒐證猶未完足情況下，遽行移送檢察機關，而檢察官亦因循往例，照單全收，逕行起訴，法院又不嚴格把關，草率論處，無異縱容，同為法律專家的律師，不能認同，尤其將少數特殊或社會矚
目案件，訴諸媒體，再經「名嘴」評論，人民對於包含檢察官和法院的廣義司法，普遍不滿，自屬當然。
其實，供述證據無論是被告或共犯的自白、告訴人或被害人的指述，有無特殊關係的證人證言，經常會受到利害關係或人情壓力及人類記憶能力等等諸多因素影響，翻供或先後說詞齟齬，所在多有。相對而言，非供述證據則具有長期、不變異特性，尤其錄音、錄影等新科技證據，除有遭刻意剪接造假，或機器功能、安裝位置影響外，特具客觀性。第一線的司法警察（官），倘能在「證據資料愈多，愈有助於發現真實」的鐵律外，另外建立「供述證據必須仰賴非供述證據，鞏固其憑信力」的觀念，才能讓檢察官於日後舉證時，不受訾議，而此非供述證據，當然也是越多越好，甚至還包含一般人較少去注重的情況證據。